湖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6）

天和经济研究所

2026年9月

摘　要

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交汇场。2025年，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530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84888元；年末全省常住人口6492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0%。在这一总量盘子中，86个县（市）构成了湖南经济的宽厚底盘，也是全省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最具纵深的腹地。

本报告提出“三源共生”动力模型与“双临界”阶段判断，对湖南县域经济的总量格局、空间结构、动力来源、典型范式、约束条件与突破路径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得出四点基本判断。

其一，总量格局上，湖南县域已形成“三峰、十四梁、群丘”的结构形态。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三个千亿县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336.1亿元、1897.49亿元和1474.46亿元，三县合计5708.05亿元，约占全省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地区生产总值介于500亿元至1000亿元之间的“千亿县后备军”扩至14个，比2020年增加10个；醴陵市以996.1亿元逼近千亿门槛，有望成为第四个千亿县。

其二，动力来源上，湖南县域经济呈现出与沿海省份明显不同的“三源共生”结构：省会极核的辐射外溢、本土特色产业的内生根植、沿海产业转移与湘商回归的外部承接三种动力并存。浏阳花炮总产值505.8亿元、出口占全国七成，醴陵陶瓷产业产值超700亿元，宁乡储能产业产值占全省比重超过50%，平江休闲食品年产值近500亿元，安化黑茶综合产值284亿元，新化文印占据国内70%以上市场份额——这些扎根于一县一域的特色集群，是湖南县域最鲜明的标识。

其三，质量维度上，湖南绝大多数县域内部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系统性地低于全省2.27的平均水平。浏阳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27，长沙县为1.30，均明显优于省域平均值；2025年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5.8%，快于城镇居民1.7个百分点，各典型县域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无一例外快于城镇，县域正在成为湖南缩小城乡差距的主战场。

其四，阶段定位上，湖南县域整体处于工业化“过半线”与城镇化“过半线”的双重临界地带。长沙三县已同时跨越两条临界线，进入产城融合的成熟期；湘潭县、衡阳县、桃源等县域已越过或逼近工业化临界线，但城镇化率仍徘徊于50%上下；大湘西地区多数县域两条临界线均未跨越，县城承载力与产业支撑力的双重不足仍是主要矛盾。

基于上述判断，报告提出以“五向发力”为总抓手的路径设计，即固根、强园、聚人、融城、联通五个方向协同推进，推动湖南县域经济在“十五五”时期实现从“特色鲜明”向“能级跃升”的系统转换。

一、导论：县域何以成为湖南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腹地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的行政与经济双重体系中，县域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空间单元。它既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完整的基层政权层级，拥有相对完备的财政、规划、审批与公共服务职能；又是产业组织中承上启下的中间尺度，向上对接都市圈与城市群的要素外溢，向下承载乡镇与村庄的资源整合。对于湖南这样一个山地丘陵占国土面积大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农业人口基数庞大的中部省份而言，县域的战略意义尤为突出。

湖南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居全国经济十强，其深层支撑并不仅在于长沙作为强省会的极核带动，更在于星罗棋布的县域板块所构成的宽厚底盘。2025年，长沙市地区生产总值15737.82亿元、增长4.0%，岳阳市5386.88亿元、增长5.5%，常德市4770.9亿元、增长5.6%。值得注意的是，岳阳、常德两个省域副中心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增速均高于长沙，其背后是平江、桃源、汉寿、安乡等县域的强劲支撑。县域在市州能级提升中所扮演的角色，正从“配角”转向“主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2025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制定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门设置“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条目，提出“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子，分类构建县域特色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做大做强‘一主一特’产业，培育就业容量大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建设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2026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部署“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提高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比重。支持县域经济优势地区优先发展，培育一批工业大县、农业强县、旅游名县”，并明确“推进人口小县加快发展，增强县城和中心镇综合承载力，打造一批重点中心镇和特色产业强镇”。县域经济由此从一个描述性范畴，上升为具有明确政策指向、明确考核导向的战略命题。

然而，既有研究对湖南县域经济的讨论仍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重头部轻腹地，多聚焦于长沙三县的明星效应，对占全省县域绝大多数的中西部县、脱贫县、民族县缺乏系统观察；二是重规模轻特色，习惯以沿海千亿县的规模标尺衡量湖南县域，未能揭示湖南县域以特色集群为主要竞争优势的独特逻辑；三是重现状轻机理，对湖南县域增长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不同动力来源如何组合、不同类型县域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缺少一个能够统一解释的分析框架。本报告试图在这三个方面作出回应。

（二）研究定位与方法说明

本报告的研究定位是“机理导向的实证分析”，而非“排名导向的评价研究”。据此确立三条方法论原则。

第一，数据来源的单一权威性原则。报告所引用的全部定量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湖南省统计局、各市州与县（市）统计局发布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湖南日报、新湖南、红网等省级官方媒体发布的数据。凡无法追溯至上述官方来源的数据，一律不予采用，亦不作估算填补。对于个别县域2025年度统计公报尚未发布或未能获取的情形，报告仅引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计数或上一年度公报数据，并明确标注年份与口径。

第二，口径可比性原则。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分项增加值的绝对量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的增速为名义增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5年湖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1.7%，部分县域降幅显著超出全省平均水平，其量级难以用实体投资波动单独解释。报告在涉及此类数据时一律注明原始降幅并提示口径因素，不作超出统计公报的推断。报告中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凡公报未直接给出的，均以公报公布的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除计算所得，并予以注明。

第三，框架原创性原则。报告所使用的“三源共生”动力模型、“三峰十四梁群丘”格局刻画、“双临界”阶段判断、“四重落差”诊断工具与“五向发力”路径设计，均为自主构建的分析装置。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区域经济学关于增长极、产业根植性与梯度转移的基本讨论，但概念界定、维度划分与作用机理的表述系独立完成，不援用任何第三方咨询机构的评价体系或指数模型。

在样本选择上，报告以湖南省域范围内的86个县和县级市为基本观察单元，覆盖长株潭、湘南、大湘西、洞庭湖四大区域板块，兼顾千亿县、“千亿县后备军”、农业大县、文旅名县、民族地区县与脱贫县等不同类型，力求案例的代表性与多元性。

二、分析框架：县域经济发展的“三源共生”动力模型

（一）框架构建的基本逻辑

县域经济的增长动力从何而来，是理解一个省份县域格局的起点。沿海发达省份的县域，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嵌入全球产业链所获得的订单、技术与资本外溢，动力来源相对单一而集中。湖南的情形则大不相同。作为一个内陆省份，湖南县域既没有沿海县域那样密集的外资链主，也没有大规模的港口经济支撑，其增长动力呈现出明显的多源并存特征。

本报告将湖南县域经济的动力来源归纳为三种：一是极核辐射源，即以长沙为核心的长株潭都市圈向周边县域的产业外溢、要素外溢与功能外溢；二是本土根植源，即依托历史传统、民间技艺、资源禀赋与商帮网络在一县一域内自发生长起来的特色产业集群；三是外部承接源，即沿海产业向内陆的梯度转移与在外湘商携资本、技术、渠道返乡所形成的“人产共回”效应。三种动力来源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多数县域内不同比例地组合、相互强化，本报告将这一结构称为“三源共生”。

图1　湖南县域经济“三源共生”动力模型示意

（二）极核辐射源：都市圈外溢的能级之维

极核辐射源的强弱，取决于县域与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交通联系与产业关联。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之所以能够成为湖南仅有的三个千亿县，首要原因是它们同处长沙都市圈的直接辐射范围之内，工程机械、汽车、电子信息、储能材料等长沙主导产业的生产环节大规模布局于此。

2025年，长沙县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三大支柱行业规模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7%，其中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增长11.1%，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增长13.7%；长沙经开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总产值达到733.4亿元，新能源汽车产值占比跃升至66.4%。浏阳市电子信息产业链产值447.43亿元、增长10.4%，占长沙市新型显示产业链的77.6%。宁乡市先进储能材料产业产值增长20.7%，储能产业产值占全省比重超过50%。三县的支柱产业无一不是长沙市级产业链的县域延伸，极核辐射的能级直接决定了县域的产业高度。

极核辐射的经济含义在于，县域借此获得了远超自身要素禀赋的产业起点与市场半径，但同时也意味着县域的发展节奏在相当程度上与极核的产业周期同频。2025年长沙县工程机械产业产值下降5.5%，正是极核主导产业周期波动向县域传导的直接体现。

（三）本土根植源：特色集群的内生之维

本土根植源是湖南县域最具辨识度的动力来源。其核心特征是产业与地方的高度绑定：产业起源于本地的历史传统或资源禀赋，企业主体以本地民营经济为主，从业者以本地人口为主，产业知识、技艺与商业网络在代际之间传承积累，形成难以被外部复制的“地方性知识”壁垒。

2025年，浏阳花炮总产值505.8亿元、增长0.7%，出口额占全国七成，全年监装出口货柜13758个；醴陵陶瓷产业链集群总产值超过700亿元，上下游企业1500多家，日用陶瓷产量占全国15%、全球10%，先进电瓷产量占全国51%、全球32%；平江县休闲食品年产值近500亿元，从业人数超20万，拥有休闲食品生产企业754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67家，食品行业占全县规模工业总产值的48.39%；安化黑茶综合产值284亿元，涉茶税收3.1亿元，带动近40万从业人员；新化文印占据国内70%以上市场份额，全国6万余个文印门店由新化人经营；汉寿甲鱼养殖面积突破19万亩，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0%。

这些数字背后的共同逻辑，是“一县一业”的极致专业化。与沿海县域依靠外资链主形成的“嵌入型集群”不同，湖南县域的特色集群是“根植型集群”，其竞争优势不在于技术前沿性，而在于完整的本地配套、极低的信息与交易成本以及代代相传的产业认同。根植性越强，集群的抗冲击能力就越强，但同时也越容易陷入路径依赖，转型升级的难度越大。

（四）外部承接源：产业转移与商帮回归的联通之维

外部承接源包含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一条是沿海产业向内陆的梯度转移。湖南地处粤港澳大湾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地带，衡阳、郴州、永州、邵阳、怀化、湘西6个市州建成“湘南湘西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示范区”，202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持续增强，娄底硅钢、郴州锂电、常德生物制造等区域特色产业加快壮大。2025年，衡阳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2%、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10.4%，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增长10.3%，衡阳县等承接型县域的工业增速明显高于全省6.2%的水平，承接效应正在转化为增长动能。

另一条线索是湘商回归。湖南是劳务输出大省，202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697.7万人。与此同时，在外湘商积累的资本、技术与市场渠道，正成为县域承接产业的天然载体。2025年，全省“湘商回归”新注册企业1990家、总投资5785.5亿元；浏阳市湘商回归投资110亿元；邵东市以“邵商”回归为抓手，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85%，市场主体总量超11万户，较“十三五”末增加5万余户。人的回流带动产业回流，是湖南县域区别于沿海县域的另一条独特路径。

（五）三源耦合与动力转化机理

三种动力来源并非简单相加，而是存在明显的组合效应与替代效应。极核辐射为县域提供产业高度，本土根植为县域提供产业韧性，外部承接为县域提供产业增量。一个县域的动力结构中，三源的比例决定了其发展的特征与风险：极核辐射占主导的县域，能级高但周期敏感；本土根植占主导的县域，韧性强但升级难；外部承接占主导的县域，增速快但根基浅。

湖南县域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三源之间能否形成相互补位的共生结构，而非单一来源的强度。长沙三县的共同特征，恰恰是三源并举——既有极核辐射的产业高度，又有浏阳花炮、宁乡食品等根植型集群的韧性底盘，还有湘商回归与项目承接的增量补充。相反，单一依赖资源型产业的耒阳、花垣等县域，在传统动力衰减时便面临明显的转型阵痛。

动力转化的效率还受到转化界面的影响。在湖南，最重要的转化界面是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2025年，全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工业增加值增长8.0%，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77.2%；浏阳经开区实体地方税收首次突破30亿元，占浏阳市比重超过60%；宁乡经开区规模工业产值1662.38亿元，园区工业产值跃居全省县市第二。园区既是极核辐射的落点、根植集群的载体，也是产业转移的承接平台，是三源汇聚的物理空间。这为后文提出的“五向发力”路径提供了理论接口。

三、总体格局：2025年湖南县域经济的基本方位

（一）总量与增速：稳中承压的基本盘

2025年，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5530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951.8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19915.5亿元，增长4.1%；第三产业增加值30441.4亿元，增长5.3%。三次产业结构为9.0∶36.0∶55.0。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2%，其中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6.6%，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64.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6%。

从县域层面看，主要县域的增长表现呈现出明显的离散特征。在已公布可比增速的主要县域中，桃源县增长6.8%，安乡县增长6.6%，汉寿县、花垣县增长6.5%，衡阳县增长6.4%，攸县、新化县增长6.0%，溆浦县增长5.8%，平江县增长5.6%，浏阳市增长5.4%，安化县增长5.1%，长沙县、宁乡市增长4.8%，湘潭县增长4.2%，耒阳市增长4.0%，华容县增长3.2%，慈利县增长3.0%。增速区间从3.0%到6.8%，跨度达3.8个百分点，与沿海省份县域增速高度收敛的形态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