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已经进入城市社会的发展阶段， 53%的城市人口（在2022年，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为63.89%）预示着未来中国社会问题的主体正在从传统的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面临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以往高耗能粗放型的城市化已经给我们以深刻教训，特别是一些城市本土形态和文化要素的丧失留下千古遗憾。
然而，目前为止，中国仍未能建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理论，对此提出新的理论探索：一是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建构已经迫在眉睫；二是城市化的核心是创造以充分就业核心的社会发展动力，而不仅仅是空间的再生产；三是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建构的前提是中国文化根柢的重拾与重构。
关键词：新型城市化；循环社会；本土化；城市文化资本；城市化理论
作者简介：张鸿雁，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
一个好的城市化理论，不能替代一个城市发展的好理论。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不仅需要一个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更需要一个与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化相适应的，并且是具有“分类指导”功能的本土化城镇化理论与方法。
一、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文化根柢的重拾
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受西方城市化理论与方法影响而发展的。历史上，中国既没有经历过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蜕化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没有经历典型的西方式近代大工业化的发展过程。1850年英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预示着人类开始了城市社会发展的新里程。当时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城市化水平还不到10%，当时美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在10%左右。而在此后的100年左右时间里，整个西方世界走上了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时代，并先于后发达国家完成了城市化并成为后城市化国家的样板。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从1850年到1949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还处在一个传统的封建社会型的农业社会时代向近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社会变迁之中。一方面，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国门，另一方面内战不已，整个中国处于烽火连年、内忧外患之中，不仅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城市化水平竟然在10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增进，即在1949年时，中国城市化水平仍然不到10%，而这时期一些发达如英美国等国家城市化已经超过或接近70%。显然，中国近代没有典型的工业与城市化互为里表的发展过程，当然也不可能有相对完整的城市化发展理论和具体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建设高潮，伴随而来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运动，在“消灭城乡差别”的理念的引导下，这一阶段主要学习前苏联城市化的建设经验：以工业带动城市建设，采取了“卫星城市”建设的“苏联城市化模式”，因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较为落后，城市建设有些脱离国情，城市化发展得失参半，主要问题是城市分工产业定位过于单一，产业能级落后无法形成城市化的内生机制和动力，加之当时的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很多城镇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传统型的“大乡村”，特别是在城市出现生产、就业和生活消费的分享与隔离，产能不足和消费不足成为社会发展的两大障碍，一些大城市与卫星镇被严重区隔，有些城镇几乎无业可就，使得城市化发展后劲乏力，后因前苏联援助的取消使得一些城市建设受到影响。接踵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城镇建设的停滞，到1978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率还只有17.8%，大大低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仍在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为人们了解西方城市化理论和经验打开新的窗口，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经验为中国的高速城镇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范式，并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纵观全球，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确实取得了某种成功，也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理论模式和不同的实践类型，如北美城市群及城镇化网络化发展模式；欧洲英法以大城市为主导和德国中小城镇发展模式以及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的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等，特别是日本的“一村一品”的城镇建设，为城镇化创造全新的多样化发展路径。与此相适应，西方及相关发达国家城市化理论研究、方法和具体经验日趋成熟，特别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化成功经验在某些方面对其他国家城市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实践应用性和具体的可操作的示范性，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往往能够与本国国情需求相适应，创造了与本国国情较为相适应的理论与方法，同时为人类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创造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并且被很多后发展中国家所效仿。但是，在全球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及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浪潮中，城市的差异化、特色化和地方性要素的成长受到严峻挑战，城市形态与特色城市文化往往被异化为西方化的结果形式，西方城市化理论在全球的整合中占据了上风，表现为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结构符号、城市景观意向和城市生活方式等，正在取代多样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全球城市化在很大程度表现为某种单一的“西方化结果形式”。英国学者汤林森说：“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使经济上强势的国家，亦不能幸免于此”。中国的一些城市地方性特色正在被取代，有些地方性的城市“地方精神”和民族文化符号正在“被消亡”。如格兰特所说：“中国人的新城市模式是坚定不移的现代主义派”。可以这样说：全球化引发的文化一体化正在给城市化的多样化、民族化、地方化的发展带来新危机。特别是某些后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还出现了典型的地方性与全球化文化的冲突危机。甚至有学者还认为：“21世纪的竞争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除了城市形态非本土化的问题外，因为缺少依据中国国情的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建构，中国的一些地区还陷入“城市化困境”并表现出了“中等国家发展陷阱”的一些特征――城市贫困群体数量仍在增加、城市收入差异还在扩大、城市住房与就业困难未有良方、城市严重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正在加剧并影响到城市居民健康，此外还有城市犯罪、城市老龄化、非典型社会问题频发等。
面对过快的城市化，中国无论是在理论研究界还是在教育界，或者是在规划界及城市管理界均缺乏城市理论的准备和实践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大干快上”的中国城市化，不得不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与经验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方法。应该说，从目前的中国城市化结果来看，西方城市化中的先进理论与经验对中国城市化的指导和应用，在总体上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城市化的成就是主流的，而且也使得中国一些发达区域的城市化规避了一些问题和风险。关键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城市化取得巨大成绩背后的遗憾――城市缺少了“中国味道”；缺少了与中国差异化社会整合的城市化理论与实践模式；缺少了与中国传统文脉传承相适应的“中国风”；缺少了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延续的人文情愫；缺少了有中国情结的“空间切面”和“空间结晶”……当然更多的是缺少了中国城市文化的“集体记忆”。显然，还不仅如此，深入观察可以看到，还缺乏与中国不同区域类型文化具体相结合的时代创新与多元化的地方精神的再造；必然是缺少了与西方城市形态并驾齐驱的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
除了基础理论外，任何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城市理论和方法，必须与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城市发展水平、城市社会结构特点相适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理论具有指导意义；只有针对具体国家和区域城市化发展特点的理论创新，才能够创造具有生命力和应用价值的城市理论。要创造具有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必须深刻认识中国的社会本质、社会特点、社会属性和发展阶段。
从一般的哲学范畴认知，探索和认识中国国情的视角很多，但是从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化理论创新的双重视角来观察中国，至少可以这样认识当代中国：
二是由于中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人均耕地只有1.3亩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的资源与能源瓶颈十分明显。不仅资源结构化匮乏将长期存在，而且资源有限性与城市人口增长的矛盾也会长期存在，必须考虑城市化人口流动的全国性空间布局和格局管控，创造与资源条件相匹配的人口分布体系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这只是城市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是“制度型城镇化”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和特殊性国情。城市与城市化的规划、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建设投资、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控制、城市产业与经济结构定位及城市化发展方式等大体上都由政府直接管理，因此“制度性投入”则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种特殊动力。如开发区的设置、国家级新区的设置、产业园的设置、高新区的设计、自贸区的设置及其他区域类型的设置等，都在一定区域创造了一种“政策空间”和“制度空间”，并成为城市与区域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和“指挥棒”，城市化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四是中国的城市承载着明确的政治“治所”和“政绩效应功能”。在中国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城市是一个创造GDP的空间和地方发展考核的“经济体”，承载着推动社会发展创造国家经济财富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城市还是一个典型的“科层体”――一个扩大的巨型企业，既是城市化建设的管理者，又是“投资人”。因此，中国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不可能不从国家城市化现实问题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和创新，必须从“合规”和法制的角度，对城市的本土化意义加以规范，设定必要的“规定动作”，明确城市化发展中本土化要素的基本内核，加强保护的方式创造性地建构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与方法。
五是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中国仍然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过去30年已经有4-5亿农业人口走进了城市，未来30年如果城市化水平达到85%的话，还会有4-5亿人口流向城市，城乡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以往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所不曾经历的，在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上的超过13亿人的城镇化，其人口流动规模之大、区域发展形态之混杂、城镇化进程引发的问题之深刻和城市化速度之快是前无古人的，且也难有后来者。
在某种意义上说，多梯度的中国城市发展社会模式，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在汲取西方城市化基本理论合理内核的同时，必须创造与中国社会发展状态相符合的城镇化理论和实践模式。
二、以充分就业为内核的复合型网状结构-功能一体化理论模式
在以往“制度投入型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缺乏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建构和创新，城市建设出现了一些偏差，这个偏差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本土化形态的丧失与城市文脉的断裂方面，有学者称之为某种意义上的“建设性破坏”和“合法化危机”。一些传统的城市空间形态、值得保留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地段、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结点、一些具有民族性的城市空间轮廓、一些具有唯一性的自然山水等“中国城市元素”，或被遗忘，或被拆除，甚至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记忆和遗迹已是荡然无存，留下千古遗憾！中国特有的城市形态空间与文化要素既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本，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不得不叹息，寻觅城市中的中国传统元素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生活”。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当然不可能创造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城市化实践成果。由于对西方城市理论的过度依赖，即使是有人提出了某种具有本土特点的城市化创新理论，也湮没在对“洋人理论崇拜”潮流之中了。
因此，面对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面对已经接近有54%城市化率的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面对中国城市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建构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和方法，否则，总是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理论之后尘，长此以往，不仅将会真的望尘莫及甚至还会“找不到自己”。
应该这样说，中国所要走的城市化道路与模式是没有典型参照系的。在几十年城市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中体会到：中国的城市化需要探索出一条有中国文化底色、有中华文化根柢意义的城镇化理论与发展模式。
复合型多元化城市化模式的提出。依据中国区域社会差异化国情的实际，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必须是复合型、多层次和多元化的。我认为所谓复合型多元化城市模式包括：
首先是必须采取“大都市核心化引领战略”，通过区域发展极的创新，创造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其次是推进“多层次的都市圈同城化战略”，以建构成区域城市间产业结构空洞的互补功能。
其三是“县域城乡一体化战略”，强调县域城镇化全域城镇化模式。特别是这一轮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关键词是“化镇为市”。
其四是“区域生态涵养区不开发战略”，强调发展方式比发展本身更重要，创造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其五是“后都市时代的城市现代化战略”，强调城市回归自然――城市是棵树，不仅要扎根自然，更要回报自然。必须从“差序化城市社会结构理论”的视角来创造与此相适应的中国城镇化模式，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推进城市化的进化。
对于中国城市空间文化传统，有些空间文化符号可以信手拈来：棋盘型城市空间格局；粉墙黛瓦、雕梁画栋、斗拱飞檐、九脊歇山等建筑空间形态；天人合一的四合院空间组合、拥揽山水包容四季的庭院式园林、符合人性尺度刻印人文情怀的深深小巷、小桥流水人家……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中华城市形态的“结构―功能”空间的永恒价值，具有强烈的识别性、民族性和自然属性，且已成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化的符号和烙印，甚至可以说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但是，曾几何时，在“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浪潮席卷下，这些中国的城市元素在一些城市几近消失，即使有些重塑重建的明清建筑也多是不伦不类，甚至是狗尾续貂，既缺少历史价值又没有时代特质。不得不说，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已经迫在眉睫，我们不仅要保护中国城市传统的文化符号与文化根柢，还要创造和创新中国城市本土化的元素和符号，不仅要保留中国城市的“人类集体记忆”，更要创造属于这个时代、未来的中国的城市集体记忆，我们不妨扪心自问：100年后，人们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建设和空间再造作为集体记忆的符号吗？远观世界，日本奈良和京都的城市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本土化城市形态的参照系和样板。因此，在当代中国城市高速变迁的过程中，提出中国城市形态的本土化主张，既是保护民族特色文化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创造本土化城市化理论的发展中，创造当代与历史意义结合的“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场域，进而真正实现中国式的城市文艺复兴。
“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核心价值是创造“可持续的城市形态”的理想类型。这一探讨的意义在于，面对中国资源与能源匮乏的现实，特别是面对中国高耗能的城市化，必须寻找到一种为子子孙孙着想的发展模式。这一理论在2007年提出后，受到城市理论研究界的关注。如2008年李迅在《城市》杂志创刊20周年特刊上发表题为《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的文章，文中有关“城市发展模式理论研究的历史梳理”，提到中外若干城市理论学说：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索里亚・玛塔的“线城市理论”、赖特的“广亩城市理论”、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盖迪斯的“城市区域思想理论”、柯布希耶的“光明城市理论”、戈特曼的“城市群及大城市连绵区理论”以及紧凑城市理论、精明增长理论、新城市主义理论、生态城市理论等，并把“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理论”并列其中。该文明确说：“张鸿雁运用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首次提出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和理想类型”。
这一理论的依据除了思考中国资源匮乏的特有国情外，更主要是创造了零耗能的城市社会发展的理想理念和理想类型。迈克尔・詹姆斯说：“可持续性及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讨论所涵盖的议题涉及到人口、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工业、能源消耗、全球气候变暖和污染、资源的获取的公平性，以及城市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如今对地球可能遭遇的灾难甚至具有毁灭性后果这一悲观预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某种乐观的态度所取代，亦即，只要我们理解了所面临的问题，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措施。”“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理论模式”就是在创造一种解决中国城市化问题“途径与措施”，也是在创造中国城市社会来临后的城市社会发展方式。面对城市这一巨大的经济生产和消费体，仅仅用传统“循环经济”意义上的“减量―回收―清洁―再生产”的方式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从社会整体意义创造社会与自然的整体大循环，即从循环社会发展的国策法规开始，再到商品生产过程和生产物的利用、循环，再到生活消费过程和消费物的生产利用、循环，再到自然资源的再生产利用、循环，再到社会全员参与行为方式的“善的循环生活行为规范”的要求的提出等，人人是生产者、人人是消费者，人人是循环社会监督者、人人是循环社会消费的执行者，人人是循环社会的消费者……使社会所有的存在物都能够进行整体的利用，在吐故纳新中获得能量守恒，能够像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零耗能城镇”那样，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能等相互循环利用推进社会的整体进化，日本、德国等国家早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提出了“循环社会”建构的法律和法规，并落实到每一个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日本的垃圾再生产产业就是成功的案例。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在一些地方已经创建了一些“零耗能”小城镇，循环社会型的国家形态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对中国来讲，别无选择。这其中也包括，对土地资源空间的紧缩型的利用，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循环型城市社会理论模式”体系内，还要必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城市战略定位理论。
“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全新的理性思维和理想类型的创新，是一个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也包括思维方式的变革。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正如工业革命早期经济学家要超越农业的时代的思维并且摒弃再也不适应的东西那样，今天的经济学家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 面对当代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必须提出全新的创新型思维方式，用全新的思维意识、全新的思维视角、全新思维方法对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简・雅各布斯说：“在本世纪诸多革命性的变化中，也许深层次的是那些我们可以用来探索世界的思维方法上的变化。我不是指新出现的机器脑，而是指已经进入人脑中的分析和发现的方法：新思维方法。”“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就是一种“新思维方法”。
如果说循环社会型城市发展理论是强调其与自然共生的发展理念的话，“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理论与模式就是为了创造具有本土化特色城市化的永续发展动力。其表达方式的有机概念是：建构城市核心竞争力、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城市特色竞争力三者有机合力，创造中国本土化城市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城市文化资本”理论是本人在2002出版的《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本人提出“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是受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影响下提出来的。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只是存量不同而已。但是，对有些城市来说，人们只把相关的文化要看成是单纯的一种文化资源，而不是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的视野中，有些文化资源具有文化资本性，具有与货币资本、财富资本和权力资本等相同的要素属性，也是可以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在比较研究中本人发现，能够构成一个城市的“城市文化资本”要素的内容很多，具有唯一性、地方性、垄断性、区域性、民族性、集体记忆性和社会认同性的文化资源必然具有某种“城市文化资本”价值。如北京的故宫、南京的中山陵、杭州的西湖、西安的大小雁塔等，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和一般的文化资源，已经构成这个城市的文化资本，通过某种文化再生产的加工、创造和再创意，可以成为这个城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资本要素。布尔迪厄说：“文化生产场”“（他被分为艺术场、文学场、科学场）的概念，使我们避免了模糊地（通过诸如‘语境’、‘社会环境’、‘社会背景’这样的词）谈论社会世界，而艺术和文学的社会历史则通常满足于这样的谈论。文化生产场，是文艺界的传统概念中所涉及的完全特殊的社会世界的总和”。 这里所强调的是，如何能够把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化资源转化成“城市文化资本”，其前提是创造“文化生产场”，而这个“文化生产场”是城市“可域化”的一种发展创新“土壤”，是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结构与解构过程。
雅各布斯认为：“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是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就是在创造城市内在活力，即文化与资本结合的活力，而这一活力的价值是给城市以新的生命和力量――文化软实力。布尔迪厄把这一现象视为“炼金术（alchemy）”：“把海德格尔思想称为‘哲学炼金术’，而‘社会炼金术’则是他对自己思想的一个形象概括，他在《实践的逻辑》中这样解释‘社会炼金术’：‘把任何既定的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即建立在所有人的本质的基地上的合法化占有，这就是炼金术的基本运作。”理解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意义的关键词应该是“社会炼金术”的反思。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就是所谓“文化炼金术”过程，虽然这一种隐喻化的描述，但是这是一认知却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价值。换言之，“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就是创造城市在全球化竞争中的“文化软实力能级”。在当代，全球化竞争的实质是文化的竞争，全球化竞争的方式格局已经从传统的经济实力的角力，转而为文化价值的竞争的角力，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以城市为竞争主体的“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而能够在这一链条上生存的城市，一定是文化软实力能级高的城市，当代必然也是“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强市，而其价值在于，通过“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可以使城市在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介入高端环节。
在本土化城市发展理论模式的创新中，我们也在探索整体发展体系、逻辑、流派和特有的城市方法。本土化城市化理论需要不同城市学派的共同探索，而遗憾的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城市学派的产生。
